一、引言


服务外包是产业内分工的一种重要形式，发展服务外包是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的重要途径。服务外包业对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传统产业的改造提升和稳定社会就业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有助于释放新的经济增长潜力，增强国际竞争优势，是实现国民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江小涓（2008）指出，承接服务外包的一个重要意义是技术外溢效应，主要包括人力资本流动效应、示范和学习效应、竞争效应、规模经济效应和关联产业带动效应。赵楠（2007）指出，服务外包以互联网作为运行平台，受时间和空间制约较小，因而能够有效避免外商投资对区位因素的依赖，这为内陆地区利用外资创造了机遇，特别是为中西部地区利用外资创造了条件，有利于实现中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经过十余年的努力，中国服务外包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创新增长的新引擎、开放型经济的新亮点、贸易结构优化的新标志、绿色共享发展的新动能、数字及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新平台、高学历人才集聚的新产业，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促进作用。



当前，在全球经济日趋数字化、服务化的背景下，尤其是随着5G、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发展并与传统产业实现深度融合，服务外包产业也迎来了新的重要发展机遇。一方面，数字经济提升了服务的可贸易性，为服务外包产业尤其是离岸服务外包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信息、互联网、物联网技术在服务业领域的广泛引用，使得服务产品生产与消费跨越不可分割空间障碍，为服务外包产业全球化提供了客观条件，增加了可外包的服务种类、拓展了服务贸易内涵的范围。另一方面，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为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提供了内生动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旨在实现从以出口为导向的对外开放向更加注重国内市场的转变。对于在岸服务外包而言，可以充分利用中国ICT产业相对发达、互联网普及率高、国内市场容量巨大、技术和商业创新活跃的大好机遇，创新模式向内生长，增强国内经济循环和数字经济发展的需求动力。对于离岸服务外包，可以充分发挥新兴服务贸易依赖信息流动、知识密集型的特点，扩大开放，利用好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参与全球服务贸易规则制定，顺应形势向外生长，主动参与并推进全球价值链重塑和数字经济产业链的形成。


但与此同时，在当前中国，我们正面临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全球经济尤其是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受到重创、逆全球化思潮再起、单边主义、霸权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不断盛行，服务外包尤其是离岸服务外包发展的国际环境复杂多变，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国际空间受到挤压和压缩。基于此，如何充分发挥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的领先优势，优化服务外包产业的区域布局，使其真正成长为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实现产业价值链向中高端攀升的重要引擎，就成为我们亟待思考解决的现实问题。


二、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现状分析


2006年以来，中国出台了许多推动服务外包发展的政策措施，并在全国设立了21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现已扩大至31个，且有19个服务外包申请城市。2014年，国务院下发《关于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加快发展的意见》，在国家和各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中国的服务外包产业从无到有，得到了迅速发展，规模不断扩大，同时产业领域不断延伸，业务逐步成熟和完善，国际竞争力不断加强。


1.服务外包规模稳步扩大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国内服务外包企业发展迅速，在企业规模、人员、资质认证、业务结构等各方面均取得了很大提升。从总体规模来看，2010到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外包业务规模占全球服务外包市场比重从17%提升至33%，连续11年保持全球第二大服务外包承接国地位，且未来将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发包市场国。“十三五”以来，中国服务外包产业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对服务贸易增长的贡献度显著提升。根据商务部统计数据，2020年中国承接服务外包合同额2462.3亿美元，执行额1753.5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4.5%和10.9%，其中承接离岸服务外包合同额1404.1亿美元，执行额1057.8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1.1%和9.2%，实现“十三五”规划的超千亿美元的发展目标。与此同时，中国服务外包企业数量也在持续增多。2019年，中国服务外包产业扶持政策逐渐向全国推广，实施示范城市动态调整管理办法，各地掀起新一轮加快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浪潮，2019年纳入商务部外包统计系统的服务外包企业新增5619家，全国服务外包企业数量达到54548家，相比2009年的4175家，增长12倍之多。



2.服务外包国内外市场空间广阔


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快速推进，中国服务外包新的市场格局正在形成。从服务外包业务的国际市场来看，美国、欧盟和中国香港是中国前三大发包市场，2020年三大市场份额合计占发包总额的53.8%，但这一数据相比2019年下降了0.7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外包市场空间持续扩大，正成为中国服务外包发展的新的增长极。2020年，中国承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离岸外包执行额1360.6亿元，同比增长8.9%，占中国离岸服务外包执行总额的18.6%。从国内市场来看，随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稳步推进，国内服务外包市场发展迅速。伴随着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四大板块布局，服务外包产业形成了“一线接单、二三线交付”的区域分工模式，在岸服务外包业务规模持续快速增长，占服务外包总额的比重也在持续上升。2020年，中国在岸服务外包额达到695.7亿美元，占服务外包总额的比重从2012年的不到10%增长至接近40%，在岸服务外包对推动内循环、实现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经济结构优化的贡献度持续增大。


同时，中国服务外包重点区域错位发展的格局逐步形成。长三角区域是中国服务外包产业主要集聚区，软件研发服务外包是其主要领域。京津冀地区的生物医药研发外包业务增长迅猛，2020年上半年同比增长53%；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制造业集聚区，工业设计外包是其发展特色，2020年上半年承接离岸工业设计外包107.2亿元，同比增长11.2%。受建设自贸港利好带动，服务外包企业加快在海南布局，2020年上半年海南省承接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同比增长580.5%。


3.服务外包价值链日趋高端化


以移动互联、大数据、云计算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持续拓宽服务外包领域，推动服务外包企业由单一技术服务转向综合性的行业解决方案服务，不断向产业链中高端攀升。2015年，中国服务外包十大领军企业业务结构中，咨询和解决方案实施、应用研发与服务、本地化服务等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业务占比超过50%。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注重品牌塑造，研发和创新，中国服务外包企业不断向产业链两端转移，同时，中国研发投入力度持续加大，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加深，承接委托研发、设计业务持续增长，以知识为核心要素的服务外包占比不断提高，呈现出KPO（知识流程外包）比重持续上升，以软件研发和信息技术服务为主导的ITO（信息技术外包）虽然仍然占据主导优势，但其比重在逐渐下降，BPO（业务流程外包）保持稳定发展的态势。研发设计、数据分析和挖掘、整体解决方案、系统设计服务等高附加值业务出口规模扩大。从结构看，信息技术外包（ITO）和知识流程外包（KPO）保持较快增长，2020年离岸执行额分别为3204.1亿元和2921.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7%和17.9%；业务流程外包（BPO）离岸执行额1176.5亿元，同比下降0.6%。数字化程度较高的集成电路和电子电路设计业务离岸执行额490.9亿元，同比增长41%；知识密集的医药和生物技术研发业务离岸执行额488.1亿元，同比增长25%。


4.服务外包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出现


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一代科技革命蓬勃发展，推动服务外包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制造业服务化和服务外包化已成为产业发展的大趋势、大潮流。数字经济的发展促使更多“服务＋”新业态、新模式的出现，在线购物、在线教育、数字检测、数字医疗等数字化服务外包新需求不断得到满足，服务外包的内涵和外延进一步扩大。人工智能、区块链、生物科技、清洁能源、智能制造等技术领域交叉融合，有力促进了产业数字化转型，也催生出大量的服务外包业务新需求。无人工厂、工业机器人、物流无人机等服务外包新模式不断出现，同时，以3D打印和工业互联网为主导的新型数字产品也正在颠覆全球价值链的全球分布体系和全球贸易利益分配，由此带来服务外包不断趋向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和标准化。在转向数字化业务的过程中，中国服务外包企业紧跟技术潮流，不断寻求交付方式、商业模式、服务产品和运营管理理念的创新突破。近年来，中国服务外包企业海外并购步伐也在不断加快。例如，博彦科技收购印度ESS公司和美国高端商业IT服务企业TPG公司；软通动力并购加拿大商业智能数据商Abovenet国际有限公司；文思海辉收购纽约的Blue Fountain Media（BFM）等。领军企业的境外分支机构遍及美国、日本、芬兰、英国、瑞典等地。服务外包头部企业的高成长性也成为拉动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三、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现实困境


经过十余年的快速发展，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同时，进入新发展阶段，服务外包产业发展面临的国际形势和国内环境都更加复杂严峻，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使得服务外包产业未来的高质量发展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现实困境日益凸显。


1.服务外包整体竞争力较弱


一方面，从产业结构来看，中国服务外包整体竞争力较弱，产业分工多处于价值链中低端，高端的业务流程外包（BPO）和KPO（知识流程外包）占比一直较低。长期以来，这种产业结构很可能发展成为服务外包业的低附加值“来料加工”模式，最终导致中国在国际服务外包市场中处于被动地位，承接服务外包能力降低。另一方面，中国服务外包企业大多规模较小，难以形成规模优势。2017年，中国的服务外包企业4.3万多家，行业从业人员928.9万人，但大部分服务外包企业都是人数不超过100人的小规模企业，规模超过2000人的服务外包企业寥寥无几，无法形成规模效益。服务外包企业的小规模决定了中国离岸服务外包产业的承接能力，也进一步限制了承接服务的水平和竞争力。


2.低成本比较优势逐步丧失


一方面，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球经济持续低迷，贸易保护主义等卷土重来，进一步恶化了全球贸易环境，服务外包业务的外部发展空间日渐受到挤压。服务外包面临的国际竞争日益加剧，服务贸易规则制定成为新一轮国际贸易竞争的焦点领域。目前发达国家的发包业务趋势慢慢演变为以整体流程外包的形式，对接包方的业务能力和系统实施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为了扩大就业、支持新技术发展，在服务业岗位向外转移及服务进口等方面也有了更严格的限制措施。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劳动力等要素成本的逐步上升，服务外包业失去了重要的要素禀赋优势，尤其是劳动密集型服务外包领域，离岸服务外包市场正梯度转移至越南、墨西哥等低劳动成本国家。同时，和全球服务外包第一大国印度相比，中国在服务外包规模、技术和人才积累以及对经济增长贡献度等方面，都还存在较大差距。



3.区域发展不均衡


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不均衡和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平衡、不协调保持了高度的协同性。一方面，从服务外包企业数量来看，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东部地区服务外包企业数量38482家，占全国企业数量的70.5%，其中，江苏省、广东省、浙江省、山东省四省是中国服务外包企业主要聚集地，四省服务外包企业数量分别达到14205家、5503家、5378家、4799家，合计占全国企业总量的28.7%。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企业数量分别为8401家、4120家、3545家，占比分别为15.4%、7.6%和6.5%。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因其政策措施完善、营商环境良好、人才储备丰富、开放程度高、城市包容性强、产业基础雄厚等更容易吸引服务外包企业入驻。另一方面，从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的发展来看，据商务部委托第三方机构对31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开展的2020年度综合评价结果可以看出，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在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方面同东部地区差距较大，这十分不利于区域协调发展和中国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其中，东部地区示范城市综合得分平均值为58.846，明显高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示范城市得分值50.980。总体来看，几乎所有东部地区的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的综合得分和排名都高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示范城市，这也表明，从评价体系设计的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情况、综合创新能力、公共服务水平、政策措施等几个维度，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存在显著的区域不均衡，东西部差距和不协调情况十分明显。


四、中国服务外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发展，新工业革命浪潮席卷全球，制造业等实体经济及其相关服务业的转型升级迫在眉睫。服务外包产业即将步入大有可为的“黄金发展期”，我们急需抓住机遇，促进离岸业务和在岸业务协调发展，充分发挥服务外包在现代服务业中的引领和驱动作用，建设打造接包发包并举、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协调发展的全球服务外包中心。


1.培育服务外包国际竞争新优势


随着服务外包市场低成本比较优势的逐步丧失，服务外包业的高质量发展亟待培育新的竞争优势。服务外包产业是一个数字化程度较高的产业，在抵御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稳定外贸、促进就业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为应对疫情，各国政府大力支持生物医药企业加快研发，开展快速检测、临床诊治、疫苗研发等科技攻关，与疫情相关的中药研发产业链、新药研发生态体系及产业集群、医疗器械和诊断技术、基于人工智能和5G技术的医疗信息化技术等领域将迎来重大发展机遇。生物医药研发服务外包和信息技术服务外包将具有广阔发展前景。因此，要充分发挥中国应对疫情的先进经验，以此为契机，推动中国医疗服务外包的国际化进程。以金融服务外包为例，未来不论是精准的金融服务营销、个性化的金融产品设计，还是智能化的客户信用分析和保险审核等，都离不开海量数据和分析手段的支撑。当前金融业对数据的重视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与之相关的数据存储、数据处理、数据分析挖掘等金融外包服务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机会。因此，我们要充分发挥中国拥有的世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数字经济发展的领先优势，在数字企业新技术数字化应用的场景创新方面培育服务外包产业独特的中国优势。


2.创新服务外包发展模式


一是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变革，推动服务外包产业实现技术模式、服务模式、运营交易模式、交付定价模式、商业模式革新。这种服务外包范式的转变可能对服务外包行业产生颠覆性的“破坏”，会挤压、替代部分传统的服务外包业务，例如人工智能对于ITO领域应用开发程序员、测试工程师等的替代效应，又如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内部应用和基础设施转移到云端，基于云计算的服务模式被广泛认可，传统服务外包也将会大量采用云端交付模式，这种服务方式和交付模式的创新将极大地提升服务外包效率。二是创新服务外包市场主体构成。充分发挥中小型服务外包企业在创新来优化流程、提高交付灵活性、应用新技术、提高人力资源效能等方面的快速反应能力，积极响应全球服务外包市场变化，为服务商提供特色化行业解决方案，形成大型服务外包企业规模效应和中小型服务外包企业特色明显的市场主体格局，为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提供可持续性动力。


3.实现多领域融合发展


融合发展将成为服务外包产业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一是促进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传统制造企业凭借在研发、设计、供应链管理、维护维修等服务领域的长期积累，具有切入服务外包领域的独特优势。制造业企业可以提供“制造+服务”一体化解决方案，未来将成为承接制造业服务外包的重要力量。如IBM从“硬件制造商”转型成为全球最大的IT服务商，通用电气“技术+管理+服务”所创造的产值占公司总产值的比重已经达到70％。二是服务外包业务分类实现融合、融入式发展。ITO、BPO和KPO的边界不断被打破，逐步互相融合，促进服务外包向技术更智能、领域更广泛、价值链更高端的趋势发展。依托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等新技术赋予服务外包新的内核，促使ITO、BPO和KPO实现从“成本节约”走向“价值创造”。三是实现离岸服务外包与在岸服务外包融合发展。进入新发展阶段，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离岸服务外包的技术外溢效应、扩散效应将显著影响和促进在岸服务外包发展，因此，要依托离岸服务外包不断引进新技术、新模式和新管理方式，拓展国际渠道；发挥国内服务外包市场的优势，推动离岸服务和在岸服务协同发展。


4.完善服务外包的区域布局


从总体结构上看，中国离岸服务外包仍然是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主要业务方向，长期以来，离岸服务外包合同额占服务外包合同总额的比重接近60%。离岸服务外包作为服务贸易的重要内容，对于推动中国深层次对外开放、提升服务贸易质量具有重要作用。未来，要充分拓展国际市场，继续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积极构建多元化、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服务外包市场格局。深度挖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需求，推动中国装备服务、工程服务、物流服务等传统服务领域的国际化进程，同时，大力宣传和推广文化创意服务、医疗服务、金融服务等新兴服务外包领域，带动中国标准、中国文化、中国品牌“走出去”，全面提升服务外包高端业务领域比重。从国内服务外包市场布局来看，要充分发挥服务外包试点城市的引领带动作用，进一步扩大服务外包试点城市覆盖范围，尤其是要充分重视中西部地区具备潜在服务外包试点实力的城市申请，立足现有比较优势和发展基础，构建形成结构合理、优势互补、梯度转移的服务外包产业格局。东部地区要充分依托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及京津冀等区域先进的产业基础，积极引进和培育创新资源，着力构建中国服务外包的技术、人才、创新制高点。中西部地区要紧抓中部崛起和内陆开放高地建设的新机遇，发挥较低成本要素优势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优势，积极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生态环境、宜居环境，最大限度地形成人才集聚效应，加速服务外包产业和企业的集聚，带动中西部内陆腹地成长为新一轮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


5.引进和培育高端复合型人才


一是要明确人才培养方向。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数字经济对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即数字素养。数字经济时代与传统的农工业经济时代有着明显的区别，其对劳动者的素养要求也更高。随着数字技术与各领域的融合度加深，劳动者除了针对所在职位、岗位所具备的专业技能外，数字技能也将成为衡量他们工作能力的一种标准。二是要创新培养方式。要构建高校为主体的专业培训和社会机构为主体的职业培训同步发展，长期培养和短期学习相结合的更加灵活多样的人才培养体系。地方政府可结合区域特色，出台相应服务外包产业具体人才培养和引进措施，建立服务外包培训学院，开展专业的ITO、BPO培训，搭建产学研创协同育人平台，建立产学合作协同育人的长效机制。以税收优惠、资金支持等相关政策支持技术与管理人才继续教育，支持符合条件的服务外包企业通过开展校企合作录用高校毕业生，鼓励企业建设人才实训基地，夯实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加快发展的人才基础。


作者简介：文瑞，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郑州45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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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贤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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